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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互助的类家族主义原则 ——对糖尿病互助(9)

来源:糖尿病天地(临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0-1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病友间的拟亲属情感,成为病友分享知识和经验的原动力,同时它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持和激励。[注]病人自助和支持团体的研究,关注同病情感或共情性带

病友间的拟亲属情感,成为病友分享知识和经验的原动力,同时它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持和激励。[注]病人自助和支持团体的研究,关注同病情感或共情性带来群体内的分享或共享,认为共享移情(shared empathy)成为自助小组分享经验和知识的动力机制。参见Borkman T.J.,“Experiential, professional, and lay frames of reference”,in Powell T.J.(eds.),WorkingwithSelf-Help,Maryland:NASW Press,1990,pp.3~30;Huh J.,“Collaborative Help for Individualized Problems: Learning from the Myth TV User Community and Diabetes Patient Support Groups”,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2011。奉献知识和经验的糖友发挥着榜样的作用,让其他糖友对知识“有感觉”“有体验”,在互动中形成对知识的体认,更易于转向实践。正如家庭关系所具有的亲属忠诚,拟家庭属性也让病友之间实现依赖和信任,从而在知识分享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此,病友互动的情感实践、社会实践和知识实践,才能深深地渗透到病友的日常生活中。[注]本文以病友知识分享,呈现病友互助的类家族主义特征。笔者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将病友的知识分享作为病友互助的核心机制,并从不同维度另撰文讨论:一是以“文化的修补术”来呈现太极健身小分队的知识生产和知识转化机制;二是将病友知识分享关联到医患互动中的知识转化机制,从中探讨医疗系统和社会力量合作的可能性。就病人群体的知识生产这一研究角度,国外已有大量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但较少从特定文化情境中分析知识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国内专门探讨病人群体知识生产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相对较少。如苏春艳考察“未知病毒感染者”病人群体,如何构建和运作个体经验进行“科学知识”的集体生产,并且将知识作为与社会力量和医政权力协商,开展社会行动的工具。她用外行专家的视角分析病人的知识生产。参见苏春艳《当“患者”成为“行动者”:新媒体时代的医患互动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1期;苏春艳《病痛的重量:一项对“未知病毒感染者”的人类学考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同时,病友互动既能延伸到病友的家庭亲友网络,又能使病友群体作为一个类家庭,向外链接更广阔的社会关系。

北京糖友类家族主义组织模拟,更为突出其互助情感主义以及分享对于构拟病友组织的必要性。一方面,病友群体的情感主义实践,很大程度上是重新构拟和实行家族主义的原生模板:人伦情感主义,以及晚近的公益互助精神。北京糖友组织的构架中横向“房派”之间“兄友弟恭”“同气连枝”的手足之情,尤其令人动容;另一方面,病友群体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也并非基于你来我往的互惠原则而交往互动,他们凝聚和维系组织的机制在于分享,[注]对于“社会何以可能”这一社会理论的根本性问题,人类学的经典路径是以互惠来解答。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对于关系、人情、乡土社会、民间互助、社会组织等议题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互惠生成社会组织”的理论路径。早期的互惠研究往往认为,人们进行互惠性交换(包括各种互助行为)是因为人们需要社会关系。但在汉人社会这样强调关系的社会中,互助更是一种基本的需求,要依托特定的关系结构才能实现,人们会主动营造某种特定的关系来实现互助。大量学者探讨宗族势力在中国的复兴,将农人寻求交往和互助作为宗族文化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婚姻是实现这种互助关系最好的一种文化选择与策略(参见杜 靖《九族与乡土:一个汉人世界里的喷泉社会》,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笔者基于病友群体的研究展开另一角度的思考:分享不同于互惠。病友群体的实践揭示了分享(情感分享、文化伦常的群体性分享、医疗知识和疾病体验的分享),生成社会组织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反映了人们基于传统家庭、亲友等依赖关系进行互助的不足。本文更想要展现的是,这种基于生命抗争的病友群体如何采取一种拟亲属、类家族/类宗族的组织形式运行,由此增进我们对于社会组织原理、传统与变迁、中西文化互动的复杂性的认识。无论是对伦理原则的群体性分享,还是情感分享、知识分享,这一分享机制亦影响到病友群体的组织模拟形态。

小 结

在当今巨大的政经力量影响下,家族主义的模拟实践也呈现出多样性。在社会组织研究中,破茧的个体主义已经显现,而中国城乡仍然呈现着延续至今的儒家理念,病友组织的研究启发我们思考,家族主义情感世界与守望相助、相互依赖文化理想的现代实践,在新情境的社会组织建设中如何适应、创新和再造?这需要引起重视。

文章来源:《糖尿病天地(临床)》 网址: http://www.tnbtd.cn/qikandaodu/2020/1014/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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