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下半年，李金锁继续受糖协委托，组织一个大型公益活动，培训糖友志愿者进入社区和医院免费检测糖化血红蛋白。[注]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反映采血前2～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2015)。糖友们被赋予更高的自主性。2013～2014年开展的8760h项目还主要依靠医院和糖协的协作结构，以大课堂为基础拓展糖友网络；而2016年开展的“测糖化”[注]糖友老师们的日常语言中，称检测糖化血红蛋白项目为“测糖化”，称自己是“糖化志愿者”。项目，更倾向于由志愿者依靠自身的网络进入医院和社区。这是一个重大转变。项目委托李金锁招募60多位志愿者，最终参与实施项目的有30余位糖友。这些糖友绝大多数在进入项目前跟他非常熟悉，其中，18人曾是8760h项目的小组长；10人经常帮助糖协联络活动；16人是他熟悉的普通糖友；健身小分队常年有20人，其中17人进入该项目，承担最主要的工作。这一人员关系结构再次证明，从小分队大力扩张后的糖友组织网络，仍然以李金锁这位领袖“大家长”为中心，新的领袖们不断涌现，引导着众多“房派”逐层顺畅连接。此时这位“宗族长”已经不用像原先的家长角色那样事事亲为，而是可以把活计放心地布置出去了。这让人看到了他的核心小分队和整个“宗族”，作为自组织强大的纵横构架和集体行动能力。

(五)糖友组织纵横繁衍与社会扩张

糖友骨干夫妻成为和睦“宗族/大家族”的模范“房派”角色。糖化检测工作主要是由李金锁和他妻子刘婧负责推动和实施。刘婧也逐渐成为了组长，被大家称呼为“刘婧老师”。

糖友“大家长”推动活动网络向医院和社区扩张。李金锁在微信群里发动大家联系社区，有时还自己跟进与社区洽谈，也帮助协会和医院之间牵线搭桥。糖友们通过熟人网络联系社区、医院和公司，大大扩张了糖友原始“家族”群体的领地。

医院里的“房派和家族山头”。北京糖协开展测糖化项目，选择的大多是8760h项目时成为实践基地的医院。但笔者发现，最后成功举办测糖化活动的几家医院，几乎全都是已经由糖友领袖们成功占据的“房派和家族山头”，他们在那里不但建立了和医务人员的良好关系，也拥有了自己的糖友圈儿。无疑，协会具有自上而下的影响力，但糖友领袖们居中牵线搭桥亦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会帮助协会找到大课堂里那位更有操作权的执行人，会提前打听大课堂的课表和医院活动，从而见缝插针，会居中协调落实具体事务，寻找灵活变通的方式。例如，在联系一家二甲医院时，协会负责人找到了科室主任，但糖友志愿者去找了常年打交道的、负责打理大课堂的护士长，最后护士长敲定了关键环节。一旦活动商议确定，就完全依靠糖友们来做事情了。

二、类家族主义的糖友组织实践

随着糖友组织参与更多元的社会实践，他们发展出新的“房派”或“家族”小群体，大大扩张了糖友原始“家族”的“领地”。同时，如同家庭成员一般的亲密情感和以各级领袖牵引的“大家族”集体信任与认同，也维系了整个糖友组织的“孝悌”认同和相对稳定的边界。

“大家族”和不同层级“房派”成员之间形成称呼伦理。在微信群里，糖友们把小分队当做自己的“大家族”，李金锁被尊为“大家长”，糖友们彼此多以兄弟姐妹相称。有一次李金锁介绍新糖友进群，糖友们纷纷热情招呼，“咱们不客气，怎么亲就怎么叫”，“真是好感动，谢谢各位姐姐啦”。几位年长的糖友被尊称为大姐、大哥。“大家长”李金锁称呼糖友们为姐姐、妹妹、大哥、大姐。年长于他的糖友亲切地称呼他“金锁”，晚来的糖友大多尊称他为“老师”。

微信群里还有两位深受糖友爱戴尊敬的老领袖——王文英和韩桂山。王文英总是快乐豁达又优雅，笔者采访过的糖友领袖、抗糖明星，几乎每人都提起：“王老师是我们的领路人。”几位年轻糖友(多是一型糖友)谈起她，亲热地称呼她为“王奶奶”。韩桂山被糖友们敬称为韩老。新一代的糖友领袖王素琴说：“韩老，您就像父亲一样，关怀着每一位儿女的冷暖。”

在这一糖友组织中，类家族主义的亲属称谓十分明显，这不仅是一个“类宗族长/大家长”治下的代际联合组织，而且是带有亲族主义意义的模拟宗族和大家庭，参与其间的成员模拟履行各小家庭角色与“孝悌”责任与义务。随着糖友公益实践的扩张，小分队中呈现出层级性的组织结构——纵向“宗族”/“家族”和横向“房派”布局。小分队核心组织延伸到各个医院的糖友圈儿、居民社区糖友圈儿以及熟人亲朋当中，共同形成了远比早期大家庭式的糖友组织更大的作为文化组织的类宗族构架。大小糖友圈儿亦呈现更大范围的能动性与自组织性。

文章来源：《糖尿病天地(临床)》 网址: http://www.tnbtd.cn/qikandaodu/2020/1014/4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