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而今，汉人社会的家族关系原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贯彻，而且扩大至家族宗族以外更广泛的领域，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依据。[注]庄孔韶：《早期儒学过程检视——古今跨学科诸问题之人类学探讨》，载庄孔韶《人类学研究》第1卷，北京: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这种将汉人社会家族理念及其制度延伸至家族以外的组织(包括不存在血缘关系之团体)，将家族结构和运作特征泛化到家族以外的组织，将家族角色、态度、关系、行为和礼俗模拟转换到家族以外的组织，杨国枢称之为“泛家族主义”。[注]杨国枢,文崇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南港(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1982年。从2000年前后开始的大陆公共卫生—医学人类学研究，以及对农民工组织和企业开展的一些研究，不仅能确认这种家族主义泛化本身，还进一步发现了多类别多场景的家族主义模拟变体。因此，大陆的一些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类家族主义而不是泛家族主义的术语，特别注重发掘在企业公司、[注]张华志：《第二家庭——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3年；章 文：《微观渐进式改革——对武汉建工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人类学和管理学调查》，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农民工专业组织、红灯区等组织[注]李 飞,庄孔韶：《“作为文化的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国三个地区女性性服务者群体特征之比较及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建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李 飞：《社会网络与“大人物”概念付诸应用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呈现的多类别特征。[注]庄孔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新态势和人类学理论原则之运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无论城乡，汉人社会类家族主义模式也处在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实行拟亲属化的民间组织，其成员关系不仅包含称谓上的，也见于成员关系上的类家族关系角色互动。他们构建了自身的网络中心位置，显然方便实现和外在社会网络的联系。需要解答的问题在于，这种类家族组织同外在网络之关联的意义何在？以及他们借助家族主义的文化资本，究竟实现了什么？

世代以儒家家族伦常、规矩耳濡目染的人，当他们在社会联系中进入不同的社会团体、组织和环境，总是发现那些“以厂为家”“顾客之家”的比喻中包含了家族主义泛化的成分，让整个社会成员感到习惯和温馨。这种泛化不仅是象征意义上，家族主义的关系实践也是随处可见的。

例如张华志基于云南西镇家族企业的研究，[注]张华志：《第二家庭——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3年。发现血缘、姻亲等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是家族企业得以内聚的重要基础，企业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扩大的模拟大家庭。张银锋对北京大兴县留民营的考察，[注]张银锋：《村庄权威与集体制度的延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发现数十年坚持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村落，实际上属于家族主义泛化的类家族做法。国家政权试图以一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变农民传统的家本位观念，结果集体主义似乎又被吸纳、内化进家族主义的观念体系之中。张猷猷研究的四川木偶团体也相仿，[注]张猷猷：《求偶纪——对“李木脑壳”的关系与演化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李家父子和师徒关系共同构筑的组织形态，属于亲属与非亲属合成的类家族人际关系模式。

以上3个案例的共同点是，原有的家族成员和非亲属的外来成员联合组成了“拟家庭”形态。家族主义的组织惯性显然是一种理念和生活方式，从家族主义的构成原点出发，扩展到企业、新农业等团体中，是多样态的家族主义模拟。这种现象也可以用传统理念的惯习与社会实践解释，只不过显示了不同场景的类家族主义社会实践的差异性与更新。[注]可以类比的，是受家支影响深远的珠三角彝族打工者，在新的市场经济场景下，他们依然延续和借用传统的家支理念，再造了珠三角的彝人家支。参见刘东旭《流变的传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彝人家支再造》，《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他们和早年从河北省进城的汉族农民装修工组织的自治特点如出一辙。

(三)类家族情感作为构拟病友组织的原动力

病友之间同病相怜的情感分享和互助行为的关系，是笔者在景军教授的启发下思考病友互助的起点，[注]“互助与合作如何可能？”亦是一个理解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问题，笔者发现，从情感(尤其是同情)与互助/合作的关系来考察，是生物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探索这一问题的共同路径，跨学科研究能沟通对此问题的生物性和文化性理解。从情感的角度理解互助，也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病人群体的重要研究取向，亦有不同视角。笔者试图在普适性情感的可能基础上，寻找在特定情境下，病友之间得以互助和牢固组织起来的情感和文化原理；侯莹基于对北京抗癌乐园的人类学研究，认为情性互惠是癌症病人互助组织互惠行为的核心与本质，也是群体互惠产生的动力。参见侯 莹《情性互惠和群体互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4年；Adamsen等人基于丹麦的男性癌症患者同伴小组的研究，讨论男性专属群体中的情感表现和集体互惠(collective reciprocity)特征。参见Adamsen L.,Rasmussen J.M.,Pedersen L.S.,“Brothers in arms’:How Men with Cancer Experience a Sense of Comradeship through Group Intervention which Combines Physical Activity with Information Relay”,Journalofclinicalnursing,vol.10,no.4,2001,pp.528～537.而类家族情感也深刻展现出病友群体的类家族主义原则。糖友这个称谓本身就表达了同病相助、倍形亲爱的情感。患者们一旦接触到糖友群体，迅速而自然地认同自己作为糖友的身份。“友”是非常符合本土文化理想的关系，表达了一种“我群”身份认同，糖友蕴含着同病相怜、相扶相携、同舟共济的合群情感。

文章来源：《糖尿病天地(临床)》 网址: http://www.tnbtd.cn/qikandaodu/2020/1014/4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