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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互助的类家族主义原则 ——对糖尿病互助(6)

来源:糖尿病天地(临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0-1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自组织的糖友“宗族”系统内部,并无硬性的隶属关系,新领袖的出现和组织扩张,也并未削弱“大家长”的威望和领袖地位。当他们持续卷入糖友媒体和

自组织的糖友“宗族”系统内部,并无硬性的隶属关系,新领袖的出现和组织扩张,也并未削弱“大家长”的威望和领袖地位。当他们持续卷入糖友媒体和健康公益领域之后,领袖和“大家长”凭借其美德与公益精神,以及不断提升的技艺与知识,将其明星效应提升至糖友群的中心地位(甚至影响到外省),并促进形成了拟亲属的类宗族构架。

糖友领袖的实践,已经显现出糖友组织构架的拟亲属和类家族主义文化特征,而民族志的进一步观察,更确认了家族与宗族的社会性与文化性模拟的传统稳定性。新的糖友领袖(或者说新的“房派、房长”)已经能够与“大家长”默契配合,协调各层级的工作,并化解横向糖友圈儿或兄弟姐妹糖友们的矛盾与不和,好似中国传统家族儒家“孝悌”伦理的新时代转换。

在此,并不否认政治和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的巨大影响,但区域性家族主义理念的稳定性是值得关注的。在中国各地的汉人社会里,经常呈现出拟亲属和底蕴清晰的类家族主义文化,尽管有时已经远离了传统家族主义的实况,却展现了当今儒家传人思想传承的实践意义,以及在传统文化的沿袭与更新中生成的组织文化意涵。

三、糖友组织的文化意涵分析

(一)糖友组织拟亲属的框架是什么?

糖友组织串联过程的特点,可以对接到人类学关注的家庭与亲属制度原理问题。如果以中国汉人社会亲属谱系的范畴而言,它“既表明了其人伦亲属网络的生物性血缘选择基础,又体现了人类后天区域性亲属制度文化之复杂规定性”。[注]庄孔韶:《早期儒学过程检视——古今跨学科诸问题之人类学学探讨》,载庄孔韶《人类学研究》第1卷,北京: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41页。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家族与亲属制度谱系中,除了包含真实的生物性亲缘关系,也包含诸如因收养引起的扩大继嗣与亲属关系谱系构拟。这已经属于拟亲属的早期文化发明。拟亲属的发明还见于“认干爹”习俗,以及捻军起义中的“拜把兄弟”等等。[注]宋雷鸣:《兄弟关系的人类学研究——以豫东楼村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前者“认干爹”和收养,往往具有父系家长制度的纵向传承意义;[注]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尤其在中国多元文化语境和跨文化—族群的互动中,“认干亲”的早期文化意涵和社会功能有了诸多拓展,呈现出更多面相。参见新吉乐图,付吉力根译《共生的实际:论中国西部民族间拟亲属关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李建宗,韩 杰《河西走廊农牧交界地带不同民族的交往与互惠:基于历史上农牧区之间“干亲”关系的思考》,未刊稿;李建宗 《走廊市场体系与“多民族命运共同体”——河西走廊商贸网络中的民族互动》,《中国民族报》2018年4月27日。而“拜把兄弟”则是中国古典孝(纵)悌(横)之兄弟横向建立社会关系的拟亲属表现。而本论文所言糖尿病病友组织中的模拟“大家长”“宗族长”“房派”和日常称谓中常用的“大家长”“奶奶”“姐姐”“妹妹”“大哥”等也属于拟亲属的运用。上述糖友中的王姓兄弟姐妹,实际也是极为扩大的“五百年前是一家”式的拟制联宗。

另一层次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称呼直系血缘的父与子为爸爸和儿子,那是代表了血缘纽带和文化意义的重合;而如果晚辈糖友称呼大课堂中非血缘长辈糖友为“老父亲”和“奶奶”,此处的特定尊称应该只是文化意义上的。这在古典与现代人类学有不尽相同的见解,但都同意前者存在着亲属称谓使用中的真实亲缘追溯(称谓制度中的“实际制度”),而对拟亲属的“父亲”“奶奶”称谓之类,被认为是由相对于“称谓制度”的“态度制度”(列维-斯特劳斯)决定的。[注]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2~265页。这种非血缘群体中的态度称谓一旦形成习惯性体系,就可以看成是他们获得了顺应文化惯性和重拟传统家族主义组合理念的、古今关联的组织文化实践。

(二)汉人拟亲属的文化表现主要是类家族主义

东亚农业社会与城市变迁中一直流行拟亲属的社会文化性组织实践,在儒家文化长久影响的汉人社会地区,应该说拟亲属的社会文化表现主要是类家族主义,这一行动实践背后的文化逻辑具有相对稳定的源头。

在传统汉人社会,家族主义是基层社会组织存在的基本原理,其最终可以归结到“孝悌”这一基本观念。[注]《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李长荪译注:《四书》,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31页。其中,在家庭范围内,纵向的关系为父子关系,横向的关系为兄弟关系。在父子和兄弟关系中,由于父子是传统社会家庭关系的“主轴”,[注]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王 芃译,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第47~85页。因此既有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纵向的父子联系,孝的研究就是紧紧联系着家庭代际关系,以及扩大了的社会性“忠”的研究等。其实,兄弟关系也是家庭关系之重要一维。依照儒家的理念,“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尔雅·释亲》)兄弟本义指同父的哥哥和弟弟,但在社会生活中,兄弟成为一个不断延展的概念,包括从堂兄弟到族兄弟;乃至因联姻而扩展到联兄弟(连襟),姑表、姨表、舅表兄弟,其本身也是巩固大家族人际关系的重要原理。所以儒家推崇君子修身、立德和忠诚,相信可以和很多志同道合的人结为类似“情同父子”和“兄弟之情”的关系。“从‘孝’和‘悌’关系来看,‘孝’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是包括‘悌’在内的其他一切伦理观念的根本。”[注]参见宋雷鸣《兄弟关系的人类学研究——以豫东楼村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在传统的汉人家庭,儒家传统的家礼伦常,总是体现于尊长睦族、敬老爱幼、父子同心、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均等温厚,以及家内忍而无间言等美德。[注]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73页。这是汉人社会家族主义推崇的主要关系内容。

文章来源:《糖尿病天地(临床)》 网址: http://www.tnbtd.cn/qikandaodu/2020/1014/4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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