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视作品的戏仿

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曾说“其实我每部戏都是这抄点儿，那抄点儿，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如果不喜欢的话，观众大可不看，我是到处抄袭桥段的。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要偷桥段，是偷，不是什么他妈的致敬”，这可能是对影视戏仿最为坦白的自白。如果说过去戏仿对于影视作品来说还是一些导演颇具个人趣味的艺术追求的话，在多媒体融合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参与到对影视的戏仿中。在中国，网民对影视剧的戏仿可谓挖空心思、五花八门。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网民对影视剧的戏仿常常伴随着重要的社会公众事件。这种戏仿的背后蕴藏的是被权力阶层忽视的公众的愤懑与不满。对这场狂欢的参与主体来说，戏仿已经不仅仅是带有艺术特质的游戏方式，而是“我在说话，我在表达”的权力介质。这些戏仿之作借助互联网传播的匿名、迅疾与庞大，参与群体急剧扩散。北京大学的王一川教授认为：“新媒介的产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工具，而是社会的一种‘新尺度’的创造；而这种社会‘新尺度’势必会意味着新的社会内容，或者成为新内容的一部分。”中国网民的戏仿被赋予了某种民间社会舆论的特殊意义。

以每年年末中国的春运为例。“‘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将有2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3。中国春运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运输高峰。”中国人的乡土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及资源配置失衡都是隐藏在“春运”高峰背后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在火车票“一票难求”，黄牛党盛行天下而铁道部垄断骄狂的畸态下，各种春运版本的影视戏仿成为老百姓一吐心中不快的平台。《新龙门票站》、《投名状之黄牛三人党》、《西游记之春运买票》、《票在囧途》、《铁道游击队之春运大战》等戏仿视频应运而生。以戏仿《无极》而走红网络的胡戈2006年推出网络视频《春运帝国》，拼贴、戏仿了包括《英雄》、《低俗小说》、《骇客帝国》、《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等在内的国内外14部影片。视频生动地再现了老百姓在春运期间的无奈挫折与票贩子的张狂，同时对铁道部门与宣传部门也不乏挖苦、嘲弄与讽刺。而网络上最为火爆的对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中“元首的愤怒”的戏仿则几乎成为每次社会重大事件后民众的“出气筒”。如“元首的愤怒”之“iPad海关征税版”、“温州动车事故版”、“中国城管版”、“郭美美&红十字会版”、“微博直播开房版”、“腾讯大战360版”。其它如“我们要局域网版”、“作业版”、“阶梯电价版”、“买房版”、“乱收费版”、“买房版”，等等，不一而足。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戏仿涉及到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部委到红十字会，从教育到电信，从征税到买房。这些对影视的戏仿被冠之以“恶搞”之名，但戏仿与恶搞的本质差别如学者罗慧林所言，“戏仿虽然有解构和狂欢的色彩，但是并没有真正丧失自己的价值判断”，“恶搞文化往往是娱乐泛滥、价值混乱、威权丧失的集体狂欢。而在狂欢的背后，并没有确立新的价值标准。”正如笔者在文章开篇所述，在消费时代，戏仿本身有滑向虚无的、纯娱乐的恶搞的趋向，但在对“春运”以及部分对“元首的愤怒”的戏仿之作中，戏仿者有着明确的价值判断与讽刺立意。这些戏仿之作反映的是民生、民情与民意。游戏式的态度与粗俗的对白并不能掩饰其民间声音的本质。

这一类对影视作品的戏仿，按照英国社会学家维多利亚·亚历山大在《艺术社会学》中所做的划分，应属于一种“私人表现形式”，是戏仿者借助影像对主观情绪的表达。这些视频通过对电影/电视文本的超文性的再度创作，将影像的时空、情节、表演与当下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感受与情绪组接，形成新的观看与思考客体。在艺术的定义从以往形而上的本质论中解放出来后，现今对艺术的研究正“从形而上思辨方法到社会体制研究方法的转变”中。按照维多利亚·亚历山大对艺术共同特征的概括（1、存在着艺术产品；2、公开传播；3、是一种为了享受而进行的体验；4、由其物理的和社会的语境界定），这些带有“民间话语声音”特质的影视戏仿视频确实具备了某些艺术特征，比如其公开的网络传播，其在社会语境下的被承认与被接受（尽管这种接受还处于非主流状态），其娱乐体验性，等等。尽管这些戏仿之作还属于被亚历山大排除在外的“隐性文化”的非艺术形态，但因其所具备的艺术的共同特征，不排除这种可能：在未来，艺术家们以这种戏仿的方式开创出某种视听艺术的新模式。

文章来源：《糖尿病天地(临床)》 网址: http://www.tnbtd.cn/qikandaodu/2021/0420/10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