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看我的字，看我的心”。对大批慕名而来参观自己书法展的观众，星云大师总是这样说。“我出身贫寒，字写得不好，但我有一颗诚心，一颗慈悲心，一颗中国心。”今年九十二岁的星云大师因患糖尿病多年，眼底钙化严重，几乎不能视物，写字就凭借心底的衡量，一笔到底，因为断开就看不清下一笔应该接在哪里了。

世上再无李国深 唯有星云留其名

1927年，国民革命军隆隆的炮火在南京上空不断轰鸣，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江苏江都仙女庙一家简陋的香烛铺里，出生了一个男婴——李国深，他就是后来的星云大师。

“星云”取意“星”能于黑暗中给人光明，又如“云”之飘然，自由不受拘束。星云在家中排行老三，和其他农村的孩子一样，刚会走路就要去做事讨生活。除了帮家里做家务，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到路上捡牛粪，然后连扛带拖，把比他个子还高的一麻袋牛粪弄回家，和上稻草和水贴在墙上晒干，再卖给人家烧木炭用，以此赚得几个铜板贴补家用，一天也不休息。

星云的外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因此星云小时候也经常在佛堂里帮忙。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农村尤其是江都地区因为沉重的赋税和频发的蝗灾、旱灾而颗粒无收，十二岁的星云随母亲被迫离开家乡去南京谋生。一天路过栖霞寺，趁母亲入寺礼佛，他就在庭院内东观西望，一不留神去了主殿，恰好碰见了自己以后的恩师志开上人。二人对视片刻，志开开口问他：“你愿不愿意做和尚”，星云直觉地答应：“好啊”。

关于星云出家的故事很多，有些甚至被传得神乎其神，星云后来谈及自己出家的缘法：一方面是受外婆信佛的影响，经常在佛堂、道场里边走动；另一方面，当时自己年纪小，也没读过什么书，只觉得佛教很慈悲，信佛的人也很善良，这让他莫名地感到亲切。就这样星云挥别亲人，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站在寺庙的大门口，看着母亲渐渐远去的背影，他暗自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不负母亲的托付。

从此以后，世上再无李国深，唯有星云留其名。

文字弘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僧人们经常几天也吃不上一碗稀粥，一遇到打仗，士兵就占了寺庙，把僧人赶出去。甚至一场炮火之后，百年古寺夷为平地都是常有的事。星云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常常痛定思痛：出家人应该如何安身立命，为佛教争一口气？

在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只有勇于进取求变、不落窠臼的人才能在残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星云相信，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同样适用于佛教——必须不断改革弘法的方式，把弘法事业与社会中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他认为振兴佛教首先应该让佛教回归人间，回归社会，而第一步要做的是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就这样，星云走上了最早的文字弘法的道路。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星云文化程度不高，幼年时断断续续上过几年私塾，只可以勉强识字。每次做完功课，他总是一个人躲在寺院清静的角落，阅读乡村学校留下的书籍，小到诗歌，大到时事政策，对他来说无不开卷有益。他看的第一本小说是《精忠岳传》，岳飞精忠报国的事迹，以及书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深深地震撼了他，于是他开始尝试写作。星云的文章贴近生活，且文笔细腻，极富感染力。他的第一篇习作《一封无法投递的信》——怀念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父亲——就在师傅的推荐下，在《江苏新报》上登载。教授星云国文课程的圣璞法师评价此文：“铁石心肠，读之也要落泪”。

◎佛光山国际青年禅学营

过去的僧人给人的印象总是刻板和守旧，整日在寺庙里闭关念经，不问世事，所以古语才有“为僧只宜山中坐，国土宴中不相宜”之说。星云则打破这一陈贵旧制，他走出寺庙，带领僧众和附近村民打成一片，利用过年过节到每位信徒家中送春联、送灶福联络感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他们讲解经文，答疑解惑；他还经常热心地帮助附近民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民众的眼中，星云就是一个有求必应，有难必帮的“活菩萨”。

离开大陆前的最后几年，受当时宜兴县教育局局长——同时也是一位佛教徒的托付，星云出任白塔国民小学校长，开始一心一意地搞教育。他利用空余的禅房布置教室；给南京的朋友去信收集教材，聘请教师；借鉴现代的管理制度，制定了规范的教学计划。在学校，星云既是校长又是老师，他精心准备的国民文化通识课程，第一节课就受到了学生的一致好评。

文章来源：《糖尿病天地(临床)》 网址: http://www.tnbtd.cn/qikandaodu/2020/1120/513.html